再談性侵害、妨害性自主、強制性交、強制猥褻犯罪之偵查及辯護
文：張宸浩律師
身為一個律師，我經常處理各種案件，當然也處理過不少性侵害、妨害性自主、強制性交、強制猥褻犯罪，今天就再次來談談性侵、妨害性自主、強制性交、強制猥褻、性騷擾犯罪。
我身為刑事法碩士，專攻刑事法，律師執業已經13年，此類案件尤其經常處理，勝訴案例節選點此。選律師執業年資很重要，資歷十分深厚，外面很多標榜專辦妨害性自主的律師，執業年資也都沒有張宸浩律師深，甚至有些還是張宸浩律師指導出來的徒弟，上法務部律師查詢系統 查詢就可知悉。
這類的犯罪種類五花八門，並不像一般民眾想的那麼單純，一般民眾多半認為性侵害、妨害性自主犯罪，就是男生跟蹤女生，在暗巷把女生強姦，像電影電視演的那樣，但是實際上這樣的案例並不多見，很多時候性侵害、強制性交、強制猥褻犯罪是熟人所為，發生的地點也常常在被害人熟悉的地方。
以我接觸過或是承辦過的案件來說，種類五花八門，比方兩人本來是男女朋友的但是分手後發生的，或是兩人本來是夫妻，但是分手後還住一起然後發生的，或雙方是同居人，住在一個屋簷下，進而發生的，或兩人在夜店或唱歌剛認識，有點像是一夜情，但是女方說當時喝醉了斷片被撿屍，或是兩人一起到了旅館但女生說他都沒有記憶了。
也有看過兩人曾經交往過，但是女生是未成年的狀態而交往，或是用交友軟體而女生是未成年的狀態，之後女方父母發現後憤而提告的。還有一種是父親或是繼父遭指控對女兒性侵的。
還有一種是外傭關係的，外傭控告男雇主性侵或是性騷擾，也遇過跟宗教有關的，被告是師傅，被害人是信徒，或是被告說要幫被害人治病，必須雙修之後被信徒指控性侵的。
也有一種是少年案件，少年還未滿18歲而遭指控對於其他親戚或是同住來往的小女孩性侵的。也有一種是女生智能障礙的情況下，遭男方性侵，事後親友協助報警的。
以上狀況都有可能發生，男方遭女生指控性侵的情況。(女生被男生指控性侵的狀況非常少，如果有，多半是男生是未成年，而女生有點年紀的狀況)
當然不論是男方或是女方，我都協助過擔任律師，男生為被告，律師就是辯護人，而女生為告訴人，律師就是告訴代理人。這方面經驗我十分豐富。這類案件的特點就是證據極少，並且撲朔迷離，因此在證據法則適用以及偵查和審判中，檢察官和法官會注意到的細節也都和一般刑案不太一樣。值得多加留意。首先，女方的說法是非常重要的，性侵害、強姦犯罪，所有的審理流程都會圍繞在女方的說法打轉，雖然其他種類的刑案中，告訴人的證詞經過具結也可以當證據使用，但是證明效力往往十分薄弱，主要還是被告的說法和其他物證的顯現為主，但是性侵害、、妨害性自主、強制性交、強制猥褻、性騷擾案件，告訴人也就是女方的證詞非常的重要，甚至其他的物證也會圍繞著女方的證詞打轉，比方女方在遭受性侵、性騷擾之後的反應，多久的時間報警，驗傷的紀錄，是否因壓力症候群等心理因素就醫，案發之後是否和其他的親友描述案發經過，或是案發後女方與男方的LINE訊息對話紀錄，這些證據都十分關鍵。而以上這些證據在法院過去實務的見解，都可以當作補強證據，雖然看起來補強證據都源自於女方的證詞，而不是獨立的來源，但是法院多半依然會採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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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最高法院的見解指出，按被害人因其立場與被告相反，故其陳述之證明力顯較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，縱其陳述並無瑕疵，且前後一致，亦不得作為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，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，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，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。又所謂補強證據，係指被害人之陳述以外，足以證明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，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，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「相當之關聯性」為前提，並與被害人之指證相互印證，綜合判斷，已達於使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，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。又證人陳述之證言，常有就其經歷、見聞、體驗事實與他人轉述參雜不分，一併供述之情形，故證人之證詞得否作為性侵害被害人陳述之補強證據，應先釐清其證言組合之內容類型，以資判斷是否具備補強證據之適格。其中如係屬於轉述待證被害人陳述其被害之經過者，因非依憑自己之經歷、見聞或體驗，而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，應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；但依其陳述內容，茍係以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，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，或以之證明對聽聞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者，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所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，而是作為情況證據（間接證據）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，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，實已等同證人陳述其所目睹之被害人當時之情況，則屬適格之補強證據（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914號、104年度台上字第3781號、104年度台上字第3245號判決意旨參照）
也就是說，如果其他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所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，而是作為情況證據（間接證據）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，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，實已等同證人陳述其所目睹之被害人當時之情況，則屬適格之補強證據。這其實將補強證據的種類抓得非常寬，實務上應用上也多半淪為自由心證，在性侵害案件中，法院的自由心證佔很重要的比重，補強證據的利用也常有標準太大太寬的現象。這對被告稍嫌不利。
另外一種補強證據是被害人遭性侵後就醫的病歷紀錄，有時候也會請醫師到法院作證，病歷紀錄有時候會顯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，但是並不是必然要有這種症狀才能判定有罪，法院實務上有見解認為所謂「創傷後壓力疾患」，乃係當一個人親身經歷或目睹到極大創傷，特別是威脅到生命或極重大傷害時，所出現再經驗（re-experience）、畏懼反應（avoidance）及高警覺（hyper-arousal），是在一重大創傷事件後，才較容易被誘發出精神症狀，和家族遺傳性相關性較低，而偏向反應性疾患。遭受性侵害之被害人，於被害事件經過後，固然常見有此反應性疾患產生，然非謂有遭受性侵即必罹此疾患，故而不能僅以被害人目前未出現創傷後壓力症候群，而否認其就被害事實指訴之真實性（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251號判決參照）。
唯一在性侵案件中比較常出現的物證就是DNA鑑定報告以及監視器畫面，但這兩樣物證不是每一個案件都會有，因為有些案件女方不會在第一時間報警，就無法採集到DNA，監視器也不是每個地方都有，但通常發生親密關係的階段是不會有監視器畫面的，這裡的監視器指的是旅館、住家附近的監視器畫面。 但是強制性交案也不是說一定必須要這樣的物證才能定罪，實際上就算沒有這兩樣物證，照樣可以定罪，這也就是我先前說的女方的證詞十分重要的原因。
所以在性侵害、妨害性自主、強制猥褻等犯罪中，案件進行中詰問證人的程序就非常重要，因為法諺有云「反詰問是發現真實的利器」，在審判中常常是第一審地方法院，會有一次的詰問被害人的機會，通常整個程序中也只會有這麼一次，當然被害人作為證人，他的利害關係是與被告相反的，因此辯護人律師詰問告訴人，難度可謂非常之高，證人不太可能說出對被告有利的話，但是有經驗的律師還是可以技巧性的問出對被告有利的話。因為如果能讓告訴人講的說法自相矛盾、前後不一或是與常理不符，加深法官對其證詞的懷疑，那麼案件就有勝算了。這也是律師的重要工作，一般沒有受過法律訓練的被告是無法勝任的。
最高法院的見解認為，證人之陳述，如有前後不符，或相互歧異時，究竟何者為可採，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，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，且證人之證詞具有特殊性，與物證或文書證據之客觀性、不變性不同，而人類對於事物之注意與觀察，本侷於先天能力之限制，未必能如攝影機或照相機般，對周遭所發生或親身經歷之事實均能機械式準確無遺地捕捉，亦未必能洞悉事實發生過程之每一細節及原始全貌，況常人對於過往事物之記憶，隨時日之間隔而漸趨模糊或有失精確，自難期其能如錄影重播般，將過往事物之原貌完全無遺地呈現。此外，因個人教育程度、生活經驗、語言習慣之不同，其表達意思之能力與方式，亦容易產生差異，故供述證據常受陳述人個人觀察與認知事物能力、記憶存取與退化程度、言語表達與描述能力、誠實意願、利害關係、用字遣詞嚴謹程度、對所詢問題理解力、主觀好惡與情緒作用、筆錄製作人之理解與記錄能力等不同，而有對相同事物歧異供述之情形發生，是此歧異之原因，未必絕對係出於虛偽或記憶受外力污染所致（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4387號、99年度台上字第6656號判決意旨參照）。又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，或因記憶淡忘、或事後迴護被告、或因其他事由所致，究竟何者為可採，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，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；尤其關於行為動機、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之陳述，若果與真實性無礙時，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（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599號判例及90年度台上字第6078號、95年度台上字第1366號判決意旨可參）。因之，證人供述之證據，前後縱有差異，法院依憑證人前後之供述證據，斟酌其他證據，本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，取其認為真實之一部，作為論罪之證據，自屬合法（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6943號判決要旨參照）。
這樣的見解當然對被告十分的不利，也就是最高法院認為有時候證人說法前後不一，有可能是記憶模糊，不一定是虛偽陳述，所以如果有小瑕疵也是可以忍受的，而不能馬上認定證人說法不可採信。因此有經驗的律師必須加強詰問的技巧性，才能突破重圍，還被告清白。其實最高法院的見解很多時後在性侵害案件對被告不利的原因，多半也因為這類案件的證據取得困難，因此只要有些微的證據，都會被認為十分的重要，而不可忽視，但也因為這樣常造成被告權益受損，產生冤案。
而被告的供述當然也很重要，過去實務上有自白是證據之王的陋習，至今被告的供述依然在刑案中佔非常重要的位置，這不論是強制性交案或是其他刑事案件都是一樣的。如果男方的說法本身就對自己不利，或是男方與女方的對話紀錄顯示出對自己不利的訊息，都很容易使被告遭定罪。更不用說如果男方認罪的狀況了。而且，司法實務上有句諺語就是案重初供，因此在偵查中被告的論述也就非常重要了。
所謂偵查中，就是被告遭警方通知到警局最筆錄，一直到案件移送地檢署檢察官處，一直到起訴或是不起訴這段過程，這段過程對於被告來說十分重要，因為檢察官如果起訴，縱然一審被告被判無罪，公訴檢察官上訴的機率也非常的高。檢察官甚至會一路上訴到第三審不罷休。因此偵查中如果就能不起訴，對於被告的生活影響也會降到最低。再來就是被告一開始的說法通常會被認為是最真實的說法，之後被告如果改變說法，那檢察官或法官多半認為被告有問過其他人，或是問過律師經過指導後更改他的說法，會認為不是真實的，而被告一開始的說法被法院認為是最沒有受到汙染、最直覺的說法，因此最真實。
當然這邊並不是鼓勵被告說謊，有許多被告是被冤枉的，但是因為緊張的關係，一開始回答的不好，甚至說了對自己不利的話，這也不一定是真實的狀況，但是事後就要花費許多心力去解釋翻供，到後來甚至審理時後悔有時也會無力回天，所以強烈建議被告在一開始遭警察通知到警察局做筆錄的時候，就應該請律師陪同，並且先和律師討論案情，並且在偵查中全程請律師協助，律師作為辯護人，可以跟你討論案情，陪同你去警察局製作筆錄、地檢署開庭，還有補充書狀讓檢察官了解案情，提供對被告有利的說法，以及法律上的見解，才能在最佳時機協助被冤枉的被告沉冤得雪。當然如果去警察局時沒有請律師，只要回答的不要太誇張，之後再請律師幫忙討論並且論述，也是非常必要的。
而我在刑事案件，包含性侵害、妨害性自主等事件有豐富的處理經驗，也歡迎有問題多多指教討論。你可以打開你的手機LINE軟體，按加入好友→搜尋→ID 並輸入@ncd2993y，就可以追蹤我的LINE@。
選律師，執業年資很重要，張宸浩律師，97年律師高等及格，14年律師經歷，開庭次數近兩千次，法學碩士(刑事法專業)，曾任台北市選舉委員會委員、台北律師公會候補理事、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審查委員及扶助律師。資歷十分深厚，外面很多標榜專辦妨害性自主的律師，執業年資也都沒有張宸浩律師深，甚至有些還是張宸浩律師指導出來的徒弟，上法務部律師查詢系統 查詢就可知悉律師年資和年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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